古代皇帝大赦天下，不怕激起那些受害者家属的民愤吗？

何止是民愤？历史上，大赦曾经引发过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，这件事就是东汉末年汉桓帝时期的第一次“党锢之祸”。

延熹九年（166年），河南郡有个叫张成的术士对儿子说：“老爹我掐指一算，过不了多久皇帝就要大赦，你不是有仇人吗？正好可以赶在大赦之前杀了他。”

杀人不偿命，这么好的机会哪能错过？于是这小子真的行凶了。事后，凶手被判处死刑，但还没来得及行刑，果然就传来了大赦天下的消息。

按规定，官府应该立刻释放张犯，但时任河南尹李膺不干了：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？一定是张成勾结宦官，提前获得了消息。你们会玩，我老李就不会吗？对不起，俺没看到大赦令，斩！

李膺的猜测是有一定道理的，张成经常出入宫中，与宦官们混得就差穿一条裤子。而作为“清流派”的代表人物，李膺最恨那些没把子的“浊流”，七年前他就因为没向宦官行贿，结果遭到诬陷服了一年多的苦役。

李膺没搂住火，公然对抗神圣的大赦令咔嚓了张犯。没想到消息传出来，天下轰动。

早在几年前，擅长炒作的太学生们就搞出了“清流排行榜”，将那些清廉代表分列为八俊、八顾、八及、八厨、八元、八凯，掀起了一股舆论狂潮，李膺就是清流派的领袖。

此刻，李膺的举动无疑是一种示范，于是各地官员纷纷效仿，都把皇帝的圣旨当成了马粪纸，处死了大批与宦官有勾连的死囚犯。

比如南阳太守成瑨，杀掉富商张泛一家200余口；太原太守刘踬杀了宦官赵津，等等。

一场大赦演变成了士族集团和宦官集团的“清浊大战”，李膺公然违背大赦令的行为，刮起了席卷全国的风暴。

宦官集团终于出手了，在他们的挑唆下，汉桓帝下旨逮捕了二百多名“清流”和太学生，大批士人被迫逃亡，成瑨、刘踬等人死于狱中，李膺等人被永远禁锢。

很显然，“大赦”就是这起事件的导火索，正是它对法律秩序的破坏，引发了社会矛盾的激化。

因此，历史上有很多人对“大赦”一直持反对意见。比如王安石，为了阻止宋神宗的大赦令，他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婺州有个叫卢助教的地主，有一天去一个佃户家里收租。双方沟通不畅，发生了争吵，佃户父子四人一怒之下竟然将卢助教扔进石碾，将他活活碾成了肉泥，残忍至极。

事发后，官府判处佃户父子死刑。岂料还没等到行刑日，大赦令就到了，父子四人都被释放了。

皇帝的大赦原本希望罪犯能感恩，从此改过自新，可这父子四人怙顽不悛，他们跑到卢家，公然挑衅卢家人说：你们怎么不去收租了呢？

面对凶徒的恶行，卢家人毫无办法，连官府也束手无策。王安石告诉宋神宗，大赦就是对司法的践踏，它根本起不到所谓的安抚人心，教化天下的作用，必须废除。

那么，古代为何要搞大赦呢？又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搞大赦？

所谓大赦，就是针对全国范围内，所有服刑期间的罪犯的减刑或者免刑。通常在新皇登基、皇帝（太后、皇后）生日、重大节日、重大庆典、祥瑞现世、祈福、避祸等状况下使用。

可见，“大赦”的适用范围很广，并没有严格的规定，全凭皇帝一时高兴，有时候宠幸的女人生个孩子，或者生病，都要搞个大赦。

有人统计过，古代大赦的频率大约一年半左右，如此高频率对司法的破坏，其意义到底何在呢？

其一，皇帝营造盛世、宣示宽仁的宣传手段

古代讲究“德治”，“法治”是补充手段，社会的政通人和、君主的宽仁慈爱是衡量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，而“大赦”就是最直接的显在表现方式。

历史上最有名的“大赦事件”当属李世民释放400名死囚回家过年的故事。

贞观年间，李世民将400名囚徒释放回家过年，并与他们约定年后主动回来。对此，大多数人都不相信，岂料，春节过后，所有的死囚一个不落全都回来了。李世民很受感动，于是下旨将他们全都赦免了。

这个事件明显存在“运作”的成分，从法治的角度讲，李世民此举既不值得赞扬，也没有可行性。它其实就是李世民的作秀，意在宣扬个人的仁德，以及天恩对社会的感化力量。

古代的“法治”弹性很大，冤案其实很多，有时候皇帝都不得不亲自参与“录囚”，大赦从某种程度也减轻了冤狱所带来的不公平。

其二，朝廷用来收买人，缓解社会矛盾的方法

武则天在位期间，曾经针对流放人群有一次大赦。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，这次大赦有很明确的政治意义，因为被流放人群的主体是豪门集团。

武则天一生与豪门集团为敌，以“五姓七望”为代表的豪门势力遭到了她的毁灭性打击，除了被处死的外，流放于遍地的人数超过数十万。

某一天，有个叫“李秦授”的人对武则天说：“民间流传‘代武者刘’，我知道这个‘刘’是谁了，它是谐音‘流’，指那些被流放的人。”

当年武则天尚未之前曾经有“唐三代后，武氏代有天下”的谶言，结果真的应验了，因此“代武者刘”就是个隐患。

经李秦授的提醒，武则天越发觉得那些被自己流放的豪门家族极其危险，于是便任命李秦授为使者，专门负责“安抚”流者。

所谓“安抚”，其实就是暗中屠杀。李秦授为个人前途，对那些被流放的豪族子弟大肆捕杀，结果引起舆论一片哗然，豪门集团暗流涌动。

武则天见势不妙，立刻将责任推卸给了李秦授，并发布大赦令，宣布所有被流放的官员，以及他们的家属都可以回到原籍，从而将一次重大危机消弭于无形。

历史上最有价值的一次大赦发生在汉武帝末年，健康不佳的汉武帝为了给自己延寿，下旨大赦所有的死囚。其中有一个小囚犯后来居然当了皇帝，并且创造了西汉帝国的二度振兴。他就是汉武帝的曾孙、戾太子刘据的孙子、汉宣帝刘询。

其三，安抚特定对象，被动采取的权宜之策

这类的赦免并不罕见，尤其是末世王朝时，各地流民义军遍地，官军往往在平叛无力的情况下，下达大赦令，以达到安抚特定对象的目的。

这跟“招安”不同，招安一般是针对那些实力太过强大，又不愿意解除武装的军阀，适用面较小。而赦免则是针对数量庞大的流民或者盗贼，只要官府给出路，他们很容易放下武器，回归到正常的生活。

这种赦免是一把双刃剑，有时候往往导致叛军死灰复燃，比如明末的李自成、张献忠就属于这种情况。

总之，我们不能将大赦简单地归为“善”或者“恶”，即便在现代社会，它也会有所应用。在以“德治”为主流的古代，大赦的流行不足为奇。

考虑到大赦所带来的漏洞，统治者其实也有所“补漏”，比如他们往往会在大赦时增加“不赦”条款，这就有了所谓的“十恶不赦”之说。

比如《开皇律》就规定：“一曰谋反，二曰谋大逆，三曰谋叛，四曰恶逆，五曰不道，六曰大不敬，七曰不孝，八曰不睦，九曰不义，十曰内乱。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，虽会赦犹除名。”

因此，大多数的大赦其实是基于“非重罪”人员的减刑，以及犯罪轻微人员的赦免，很少有一刀切的做法。

很显然，大赦无法做到绝对公平，对那些受害人，或者社会的伤害一定会存在，只是一般会达到“激起民愤”的程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