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在帝王之家，一出娘胎就处于权力和富贵的漩涡之中，有些人能够在漩涡中全身而退，有些人则在漩涡中越陷越深。

清朝有许多悲情天子，光绪是一个，同治也是一个，这两位皇帝的命运紧紧跟一个女人捆绑在一起。

这个女人就是一无是处的慈禧太后，她掌握朝堂长达半个世纪，不仅勾结外国势力，打压本土进步人士，让民众陷入水深火热，更让自己的两个儿子长时间生活在她的阴影之下，最后皆郁郁而终。

尤其是同治皇帝，这个紫禁城出生的最后一位皇帝，他的死亡很大程度上就和自己的母亲有关。

皇帝是个娃娃

咸丰六年，也就是公元1856年。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，余音似乎还盘桓在北京城儿上空，紫禁城里储秀宫内一片繁忙。

太监、宫女摩肩接踵，在总管太监韩玉来的有序指挥下，来回奔走。

原来这日是咸丰的爱妃，懿嫔（慈禧）的临盆之日。

咸丰从二十岁登基，时隔六年，一直没有生下子嗣。只有丽妃生过一个女孩，眼见皇位面临无人继承的困境，咸丰心里万分焦虑。

盼子心切的咸丰帝早早将慈禧的母亲接来，希望能够稳定慈禧的心神，顺利诞下皇子。

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，一声婴儿的啼哭声儿从储秀宫中传出，总管太监韩玉来顾不得别的，一路跑向咸丰帝，说：“懿嫔生下阿哥，母子平安，万岁爷大喜。”

咸丰帝一听，龙颜大悦，立刻下旨将懿嫔晋升为懿妃。

这个皇子就是后来的同治帝，同治帝一出生就巩固了慈禧在宫中的地位，母凭子贵的慈禧也越来越得到咸丰的宠爱，这就为后来慈禧的掌权之路提供了莫大的帮助。

作为咸丰的独子，同治自然是万千宠爱于一身，咸丰还亲自写过“绕膝堂前助笑颜”，生动再现了同治在咸丰面前咿呀学步的景象。

到了命名日这天，同治有了一个自己的名字—爱新觉罗·载淳。

在紫禁城过了十几年的太平生活后，载淳迎来了一个生存危机。

英法联军攻破北京，抢劫了圆明园。载淳也不得不北逃热河行宫，跟随父亲躲避战乱。

第二年，咸丰帝弥留之际，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便向众人安排了后事。

第一就是国不可一日无君，选择继承人是面临的头等大事，按照清朝皇室的继承顺序，帝国的未来就交到载淳的手里，于是咸丰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。

第二件事，就是载淳年纪太小，还是个五六岁的娃娃，需要找几个周公、诸葛亮式的人物尽心辅佐。咸丰挑中了肃顺等八人赞襄政务，后人称为顾命八大臣。

第三，咸丰帝死前为了避免外戚干政、权臣林立局面的出现，特意留了个心眼，将权力一分为二。

首先就是国家的具体事务、出台政策、外交方向都有八大臣共同商议，但是为其赋予法理上的依据则交给了两宫太后（一为载淳生母慈禧，一为正宫皇后慈安）。

对此做出的安排是将“御赏”、“同道堂”两方小印玺分别赐给慈禧和慈安，并规定凡下发的谕旨都必须有这二玺盖章认可才能作数。

根据清朝档案《热河密札》的记载：“两印玺均大行所赐，母后用“御赏玺”，上用“同道玺”，凡应朱笔处用此代之，述旨亦皆用之，以杜弊端。”

咸丰的安排应该说还是滴水不漏，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性。

可事情的发展不可能尽如计划的一样，总有意外产生，这个始料未及的意外就是慈禧本人的权力欲望太过膨胀。

不久，慈禧就联合恭亲王奕訢、醇亲王等人，趁着夜色发动了辛酉政变，铲除了八大臣等政治势力。

从此，朝堂上慈禧一家独大，隐隐有“吕后”之风。

在这场政变中，载淳只是个五岁的娃娃，尚未知晓人事的他还不知道，自己今后的命运将牢牢被母亲所掌控，终其一生也逃不过慈禧的五指山。

母亲手里的玩具

1861年，冬十月。两宫太后下诏，改年号为同治，取《春秋》中“同归于治”之意，也有说母子同治天下的意思。

不论哪种意思，事后的事实显示与其说是同治，不如说是母治。同治帝从未享受过一刻真正的帝王权力。

同治一共在位13年，自己亲政仅仅一年有余。

前十二年，自己在政务上没有任何的发言权，最后一年，自己做出的任何决定也要得到母亲的点头允许。尤其是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，处处受到母亲的钳制。

在同治十一年，载淳到了大婚的年纪。中国古代社会，上至皇亲国戚，下至平民百姓，婚姻都讲究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。

慈禧和慈安出于自己的政治野心，各为同治挑选了一个人选。

慈安选中的是尚书崇文山的女儿，慈禧则要立凤秀之女为皇后。两宫太后各执己见，互不相让，这让同治帝左右为难。

外界本以为同治会遵从母亲的意愿，选择凤秀之女。

可同治偏偏选了崇文山的女儿阿鲁特氏为皇后，这令外界猜测母子关系生出了嫌隙，也可见同治逃脱慈禧的掌控有多么强烈。

大婚之夜，同治喜欢读书，便想测试阿鲁特氏的文化水平，让其背一首唐诗。阿鲁特氏不愧是尚书的女儿，状元的后代，背得极为熟练不说，还滔滔不绝讲起了此诗的来龙去脉，这令同治大感诧异。

殊不知同治对阿鲁特氏的喜爱更加惹得慈禧不满。失望之余，慈禧还暗示同治要对惠妃多加关心。

甚至还特意叮嘱阿鲁特氏要自尊自爱，不要总和同治待在一起，落一个红颜祸水的名声。

在《清宫遗闻》就记载道：“崇琦之女，端庄贞静，美尔有德，帝甚爱之，以格于慈禧之威，不能相款洽”。

死因蹊跷的同治

处处受到捆绑的同治郁郁不得志，干什么事情都要经过母亲慈禧的同意。

1874年11月29日，同治在西苑游玩时着了凉，接连几天都觉得圣体违和，本来想召见的大臣也都推迟了。

与病魔斗争两个月之后，同治就一命呜呼，见了列祖列宗。

同治死时年仅十九岁，在最美好的年纪凋零了，也是清朝最短命的皇帝。

同治的身体虽然脱离了苦海，然而却留下不少的未解之谜，最大的谜团就是同治的死因。清朝官方的说法是死于天花，并且死状极惨。

《万岁爷进药底薄》记载“口舌生疮，浑身流脓牙龈黑糜，臭气仍然”。

民间则流传着同治死于梅毒的言论，反驳官方的说法只不过是为了遮住皇家丑闻。

在清朝重臣翁同龢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同治治病的整个过程。

12月8日，同治身上开始起疹子，经过御医李德立、庄守和的诊断后，判定同治得了天花。

从这一天起，翁同龢每日都进宫问安，回到家后便记下脉案和药方。

17日，同治和太后在东暖阁召见了翁同龢等军机大臣。《日记》写道：“上头面皆灌浆饱满，声音有力。举臂示之，颗料极足，不胜喜悦而退。”

这就说明同治的确感染上了天花，正处于全面出痘的时期，只要挺过这一阶段，同治将会大难不死。

然而这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，没过几天，到28日，皇帝的脉案是“头昡发热，腰间肿痛流脓，顶脖手臂皆有溃烂”。

又过了三天，同治的病情进一步恶化，根据御医李德立的描述：同治的脉象弱而无力，腰间肿痛的地方也开始流脓，也流着臭不可闻的腥水，口腔糜烂不止。病症已经到了十分凶险的地步。

捱到一月三日，同治帝终于无药可医，魂归九天。

但是这种说法一直遭到质疑，首先是发病的症状不同，同治发病的第一天，感觉是气道梗阻，有昏厥的征兆。

而真正的天花以往都是身体感到头痛，发热，类似于感冒。

第二点就是发疹的部位不对，几乎患有天花的患者都会在面部出疹，再是驱赶，四肢。

最后一点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疹子的颜色不对劲。同治发疹是典型的水脓疱疹，而后变成紫色红肿一片，这和杨梅大疮如出一辙。

并且同治发疹一月，不但没有脱落，反而流脓，这和天花一般15天就会脱屑相去甚远。

根据这些推断，同治很大可能就是患上了梅毒。

梅毒是生活放荡才会感染的疾病，而同治就经常微服私访，溜出宫去，前往的地方就是北京八大胡同之类的烟花之地。

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，不能随心所欲找自己喜欢的妃子，精力旺盛又无处发泄，于是只好另寻安慰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

他不敢去著名的青楼妓院，惟恐有损天颜，只得找一些暗娼或者下九流的地方。因为这些地方，有身份的大臣往往不屑一顾，自然增加了隐蔽性。

事实上，同治的放浪早为人知，请史学家李慈铭就记载同治“狎近宦竖，遂争导以嬉戏游宴”，甚至还有耽溺男宠的行为。

出去狎妓还总带着一两个小太监，还有恭亲王奕訢的儿子载徵。

周星驰著名的电影《九品芝麻官》就有同治狎妓的片段。

长此以往，纵然是铁打的身子也经不起整天整夜的消耗，同治身体的精元早就挥霍一空，缺少抵抗力的同治，又患上了梅毒，岂有不死之理？

纵然同治的死亡有其自身躺平摆烂的原因，但造成这一后果和慈禧也脱不开关系。平心而论，慈禧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女人，有着极强的控制欲。

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出发，在同治的长大过程中，慈禧虽是同治的生母，扮演的却更多是一个严父的角色，而慈安则更像是一个母亲。

这种说法绝不是空穴来风，而是有迹可循。

在同治死后，慈禧选中了载湉（光绪），当上了皇帝，可是慈禧不让喊什么母后、姑姑之类的称呼，而是让载湉叫她“亲爸爸”。

慈禧一来不是载湉的亲父母，二来作为一个女性，也谈不上什么“爸爸”，却执意让光绪这样称呼她，这更加反映出慈禧执拗、蛮横的性格特点。

明明是不合时宜的称呼，却偏要在称呼上体现出亲密性，这就有些越得不到什么，就偏想得到什么。

而且光绪的结果众人皆知，囚禁瀛台，孤独终生，最新的研究表明，光绪死于砒霜是确凿的既定事实，只是下毒的幕后黑手还众说纷纭，无疑慈禧是最大嫌疑人。

也就是说光绪和同治在本职上其实是一样的，在这样一个“虎妈”面前，自己不过是个坐上椅子的傀儡。

同治就是光绪的前车之鉴，光绪则是同治的后事之师，这一对难兄难弟到了黄泉路，可能都会是对方的知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