格隆 文 | 先知书店 编

▲纳粹党卫军官员和工作人员，在他们的度假胜地Solahütte游玩，这里距奥斯维辛集中营19英里。看起来他们生活开心幸福，与普通人并无不同，但他们却从事着恶魔一般的事业。

▌不思考的平庸之恶，是社会败坏之源

▲逃亡18年仍被绳之以法的阿道夫·艾希曼

▲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，标语“努力工作会许你自由。”

柏林墙倒塌后的第一年，在柏林进行了另一场有关“平庸之恶”的著名审判。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30岁都不到的年轻人，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。

两年前一个冬夜里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好朋友高定，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。几声枪响，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，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。克利斯很快断了气。他不知道，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。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，叫英格·亨里奇。当然他也绝没想到，短短九个月之后，围墙被柏林人推倒，而自己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。

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：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·亨里奇三年半徒刑，不予假释。他的律师辩称，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，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，罪不在己。主审法官西奥多·赛德尔当庭指出：“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，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逃亡的人是无辜的。作为警察，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，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。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，此时此刻，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，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道德义务。”

▌平庸之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

汉娜·阿伦特1906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，在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。但由于她是犹太人，无法获取教授学术资格认定，她也就不能在任何德国大学授课。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开始了大规模迫害犹太人，阿伦特被迫流亡巴黎。

随着二战爆发，法国部分领土被纳粹德国占领，阿伦特不得不再次流亡。1941年，在美国外交官Hiram Bingham IV 的帮助下，阿伦特前往美国——这位美国外交官“非法”向2500名犹太难民发放了签证。

经过了多次流亡，以及20世纪“具有最黑暗的混乱、最黑暗的野蛮、最黑暗的残酷”的时代后，几乎是源于一种直觉，阿伦特总能够准确地捕捉到历史的脉动与矛盾，并从中找到人性的本质。她常被称为哲学家，但她本人始终拒绝这一标签，理由是“哲学关心的是单个的人”，而她的著作集中关注“生长繁衍于大地之上的人类，而非个人”。

没有人比阿伦特更了解：20世纪的道德大崩溃，不是由于人的无知或邪恶，未能辨别道德“真相”，而是由于道德“真相”不足以作为标准，评判人们当下可能做出的事情。

▲汉娜·阿伦特各时期肖像

1958年，她在一部以纳粹德国作为主要分析对象的书中写道：“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形式的暴政，是一个毫无法纪的管理形式，权力只归属于一人。一方面滥用权力，不受法律约束，服从于统治者的利益，敌视被统治者的利益；另一方面，恐惧成为行动原则，统治者害怕人民，人民害怕统治者......它甚至公然鼓吹和践踏人的道德信条，使得撒谎、做伪证、对他人行使暴力等做法畅通无阻。”

她指出，“在这样的国家里，活生生的人被强行塞进恐怖的铁笼中，从而消灭行为活动的空间——没有这种空间，就不可能获得自由的现实状态。这种统治的结果，人们不但丧失了自由，甚至窒息了自由的渴望，窒息了在政治领域以致一切领域内的自发性和创造性。整个社会无所作为。”

这导致的结果，就是普通人在丧失现实感的同时，丧失了对于周围世界健全、正当的判断，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，服从体制的安排，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，或者说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，从而犯下无数突破道德底线的“平庸之恶”。

在阿伦特看来，“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”，这正是基于她对于20世纪国家与群众运动的深入的思考。在纳粹德国，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跟着像希特勒这样一个大独裁者跑？为什么一个像纳粹主义这样的邪恶政体能够靠像艾希曼这样粗鄙、肤浅的人来支撑？

无他，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批判性思考。而逃离“平庸之恶”，重建道德的前提，是社会中的每个个体，能够反抗道德崩溃时代平庸之恶的引诱，不放弃思考，不逃避判断，心有敬畏，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。

▌正义如果走得太远，是否也会成为禽兽

很多时候，道德底线远比法律底线更有意义：一个没有法律的社会，可以运作得很好，但如果没有了道德底线，个体的“平庸之恶”能毁掉整个社会。

为了加速战争的结束，1945年2月13日，英国皇家空军针对平民与伤员为主要人口的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，发动了大规模空袭行动。德累斯顿这座曾经美得让人惊叹，象征着德国巴洛克建筑之最的城市被彻底摧毁，超过25万人死亡。直到今天，德累斯顿大轰炸依然被看成二战历史上最受争议的事件之一，甚至被视为战争罪行。

战后被称为“屠夫”的英国空军司令哈里斯也承认，这是杀戮人民，但他强调空袭是为了尽快结束战争，方案也不是由他制定的，他只是执行而已。同样辩解的包括丘吉尔。1945年3月邱吉尔致信英总参谋部，试图为轰炸开脱责任，但总参谋部“基于显然的人道灾难”拒绝接受这一文件。

或许，邱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的阐述真正反映了他的道德挣扎：“如果我们走得太远的话，是否也会成为禽兽？”

每个人都可能经历“黑暗时代”，但这绝不是你作恶的理由和托辞。雪崩的时候，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有责任，但破坏力实实在在就在那里。

正如汉娜·阿伦特在《黑暗时代的人们》的序言中写的那样：

“即使是在黑暗的时代中，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，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，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、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。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，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，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，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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